新浪财经讯 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举行。在题为《普惠金融：探索农村金融改革的新模式》的分论坛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如果新生的合作金融还要走吸收存款、发放贷款道路的话，是行不通的。农村信用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和政策金融的定位应更加明确。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村，走合作经济的道路，真正走向生产合作、销售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合作道路，是未来的方向。

　　同时，吴晓玲透露，目前正在山东试点农民信用互助组织，该组织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资金池，与商业金融机构上下对接，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 

　　发言实录：

　　吴晓灵：谢谢主持人，能够有幸来参加博鳌的这场论坛，我感觉到非常高兴。也想借这个机会，把我三十多年来对于农村金融改革的一点体会跟大家分享。 应该说，我从1984年当初第一次提出农信社脱离农行开始介入到了农村金融改革，我们国家对于农村金融体系所定位，我认为从一开始是对的，就是要建立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金融三结合的农村金融体系。 但是三十多年走下来，我认为在实践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误区。刚才正如李扬院长所介绍的，农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是农业又是一个弱势的多风险的行业。在这个行业当中金融怎么样来切入，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邮储银行定位在农村发展是近几年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农信社和农业银行是我们国家在农村金融服务当中的主力军。但是农行的商业性和农信社的合作性，在这些问题上怎么妥善处理，我认为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道路。 从1984年要求农信社走“恢复三性”的道路，这一轮是2003年开始，就是说中央银行花了1600亿央行[微博]票据来帮助农信社摆脱历史的包袱，轻装前进更好地为农村服务，当初确定的方向还是希望农信社走合作金融的道路。但是三十年地实践，我的结论是梦碎合作。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从1958年把农信社变成了国家银行的基层金融经营机构以后，到现在要想回到真正的合作制是已经不可能了。我认为农信社由于植根于农村，我希望它还是更好地就走商业化道路、股份制改造。但是这种股份制改造，并不完全等同于普通的商业银行可以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改造。

　　它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走了股份制道路，但是服务的对象还应该是农村为主。我想一会吴理事长会做一个很好地诠释。 但是中国确实是需要信用合作，特别是小农经济难以适应社会化的大生产。我们农村的集约化生产两条道路，要不然走大农产道路，要不然走合作经济的道路。就是农户合作在一起，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各方面的制度决定了走大农产的道路非常有限。家庭农场，我认为规模也有限。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小农，能够走合作经济的道路，真正走向生产合作、销售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合作道路，我认为是未来的方向。

　　但是，这个全新的信用合作，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之下，已经不能够走历史的道路了。因为现在世界各国存在的信用合作社都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但是中国因为从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就用行政的力量，已经把金融服务，特别是存款服务、结算服务铺到了乡镇。这方面的服务我们是很先进的，因为没有宣传到。 他们觉得中国没有普惠金融，其实中国的金融机构不计血本地深入到了乡镇，这是很多国家所不具备的。我们当初的信用站基本上在每个村里面，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商业可持续。这是我们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所造成的。

　　我认为在中国这样的金融环境下，如果新生的合作金融还要走吸收存款、发放贷款道路的话，我认为此路不通。我个人总结了三十多年来从事农村金融的经验教训，这一次山东的郭树清一块合作，在山东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农村信用互助，就是农民信用互助组织。这个组织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资金池，因为时间关系不能点开说。 它和商业机构关系是什么呢？像现在的农信社、农业银行、邮储，都可以作为农民信用互助组织的开户行、业务辅导行、行为监督行和资金批发行。我们国家应该形成一个商业金融机构与互助金融机构上下对接、批发和零售的关系。其实这种模式我认为比较适合中国现代目前的情况，这是商业金融的定位。 商业金融决定了不可能把分支机构铺到这么下的下层去，因而采取这种零售批发的模式，是比较好的。但是农村的弱势性和高风险性，决定了没有政策支持是不可能的。因而还有一个腿，就必须要做好财政的扶植工作，就是在农村政策金融的支持。 我就简单说一下，我们国家在农村的金融体系当中，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金融的定位应该更加明确，形成合力，才有利于形成一个为农业发展服务的金融体系。